一、 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社会总体财富分配比较平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根据各方面的统计，基尼系数明显变大，至少是改革开放前的两倍以上。政协委员蔡继明在政协常委会会议（2009年6月）上引用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财富集中度比美国的财富集中度还高，在中国社会中，百分之四十多的财富集中在仅仅百分之一的家庭里。西南财经大学的统计报告（2012年12月）则称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突破0.6。学者谢宇根据个人的研究（2014年7月）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73，三成以上的财富被1%的家庭占有，处于社会底端25%的家庭仅占有社会总财富的一成。
　　基尼系数，是一个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它是国际上用来判断某一区域内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则越不平均。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2和0.3之间表示收入比较平均，在0.3和0.4之间表示收入相对合理，在0.4和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在0.5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故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由于基尼系数本身的计算涉及面很广，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财富和人口，事实上任何统计都无法做到涵盖全部，总会有遗漏，这就存在以偏概全，统计结果和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的问题。此外，财富属于个人隐私且表现形式多样化。存款直接以货币表示，在统计上没有大的问题，然而诸如不动产，知识产权等非货币化的财富，则需要量化，采用的标准不同则得出的结果也就不一样，这也是各个统计主体之间的统计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因此，基尼系数在反映财富分配的实际情况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作为现实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估计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具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大致体现在以下这三个方面：
　　（一）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但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很低。农村交通情况较差，基础设施薄弱，很难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农业生产效率偏低，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实质性变化，农民收入来源自然也没有变化。只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活跃，一部分农民外出打工，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完全依赖，但因为农村的土地未入市，即使闲置也不能买卖，农民工们便面临这样一种窘境。一方面，虽然农民手里握着土地、宅基地等那些价值较大的东西，但是当前的法律不允许他们买卖，即使他们以后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又没有地方住，境况不容乐观。除农民增收困难之外，如果考虑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二）地区差距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跨度很大，不同区域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但由于这些都是历史的和客观的限制因素，短时间内不容易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此形成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需要关注的是人为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提出优先发展东部地区，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后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等一大批经济发展特惠地区，在中央政策的照顾下，东部地区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西部地区主要是支援东部建设，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在为东部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自身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于是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不可否认，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在减少改革阻力和控制改革成本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它导致东西部差距拉大的问题也必须正视。先富起来的东部并没有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差距越来越大。
　　（三）行业差距
　　金融、烟草、电信、电力、石化等行业被国企垄断，利用特权攫取巨额利润，将本应归属于国家全民所有的收益以各种形式和名目分配给企业职工，导致垄断行业的收入高于非垄断行业的数倍，造成极大的不公平。
　　二、分析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其对策
　　（一）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总财富很低，经济发展贫穷落后。因为有特权和等级存在，各种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十分巨大，但整个社会物资缺乏，普遍贫困，所以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表现为财富分配比较平均，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无奈和被迫的平均和公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社会总财富迅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政策总体是向着效率倾斜的，例如体现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方针政策上。
　　在“先富”、“效率”观念的刺激下，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社会财富总体上分配较不平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阶段性表现，一方面改革为社会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在市场化进程中隐含的矛盾和问题，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意味着人们所占有和享用的社会资源存在很大差别，进而影响人们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合理的差距可以激励人奋发向上，奋勇争先，增加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推动社会进步，不合理的差距则会挫伤奋进的积极性，引发社会动荡。
　　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完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阶段不可避免，但这并不代表其一定合理，不代表可以无所作为，我们应当关注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中不合理的部分及其原因，进行调整或改革，尽量使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

（二）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城乡差距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并没有分享到多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土地不能流动，农民有土地，有房屋，这些都是资产，但因为缺乏流动性，它们不能通过市场交易，不能变资本用于投资，农民也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农民除了土地什么也没有，如果不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其他的扶持优惠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要使农民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要很好地界定产权，进而让集体土地入市，让农民的资产变成资本，就像城里人可以按揭买房买车一样，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此外，当前迫切需要完善的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维护劳动者生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近年来，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终结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真空状态，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但这远远不够，农村的养老及其他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需要建立起全方位的保障体系。
　　地区差距除了需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自立更生外，还需要中央加大对西部及其他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抓紧时间解决一些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同时对西部不发达地区也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并实现互补性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缩小我国西、中、东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解决行业差距的问题，需要破除垄断现象，引入竞争机制，让国家力量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要与民争利。国企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不是高效率，高收益没有被全民分享而是进了少数人的口袋，除了少数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需要实行国家专营外，其他行业都应该向私人开放，实行充分的竞争。
　　解决贫富差距，最根本的出路是坚定不移地实行市场经济，鼓励竞争，创造财富。事实上，若是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国民收入之间差距，那么在中国领域中，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其基尼系数越低，因此也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和公民的参与情况是呈反比的，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较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会较大，这样的话市场中的竞争就会越激烈，这样便会使得商业活动中所产生的利润不会过高。如果只有少数有关系或者有特权的人才可以做生意，从事经济贸易活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少数有特权的人所得到的利润收入会很高，更容易造成贫富差距现象的产生和扩大。只有让政府更少的干预经济，进一步实现经济市场化，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缩小，从而解决我国贫富差距过于严重这一问题。同时，一个社会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够有条件来缓解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公正社会的重要支撑点。
　　改革的宗旨在于发展生产力，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如果人们在改革中不能得到相对公平的实惠，造成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就会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激发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降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影响到广大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从而加大改革成本，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重视并解决改革中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内在要求，二者必须同时推进。
　　参考文献：
　　[1]周智年.简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理论月刊.2010（2）.
　　[2]冯婧，王培.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天府新论.2007（z2）.
　　[3]林博.浅谈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