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明远先生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教育学科建设思想也十分丰富。在马克思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顾先生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学科建设思想。它具体包括：教育学的实践目的论；教育学的人本对象论；教育学的哲社属性论；教育学的开放视角与方法论；教育学的时代发展论；教育学的多维建制论。

关键词：顾明远；教育学；教育学科建设

顾明远先生的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是其整体教育思想的一部分，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者，更是一位教育学科建设的思想者，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教育学科发展的推动者、支持者和指导者。他曾经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教育学科评议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曾经走遍了当时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大学，不仅对这些大学建设教育学科提供支持，而且对它们在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提供指导。那么，顾先生到底有哪些独特的教育学科建设思想呢？本文试图从顾先生的相关论述中解读和归纳出其独特的教育学科建设思想。具体而言，顾先生的教育学科建设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六大方面：教育学的实践目的论；教育学的人本对象论；教育学的哲社属性论；教育学的开放视角与方法论；教育学的时代发展论；教育学的多维学科建制论。

一、教育学的实践目的论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的目的，教育学科也不例外。顾先生明确指出：“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应该能指导教育实践，使教育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科学的进行，使青少年得以健康的发展，并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自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问世以来，教育学具有浓厚的实践关怀，以指导教育实践为己任。教育学的实践目的论，是教育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教育学不以教育实践为直接或间接的目的，那么教育学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什么样的教育学有利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顾先生一直强调教育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需要处理好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真理的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基于此，顾先生强调教育学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从实践中来，就是教育学的研究要理论联系实践，不能脱离实际，要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教育理论，这种来源于实践的教育理论，才有利于实现其自身的实践目的。“教育科研的生命力一在实际，二在创新。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下功夫，结合国情，研究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实际问题。”这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教育理论应从教育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也就是说，教育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要基于实践，为了实践。他经常倡导我们的教育学研究要具有实践目的论关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教育学的目的论立场。例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他在回顾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时，明确指出当时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着严重地脱离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他们终日埋头于外国教育的资料里，很少了解中国教育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些什么。因此尽管过去在介绍外国教育情况时热闹了一阵，但现在要求他讲出一些，中国怎么办，却说不出所以然来。这样长此下去既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也失去了我们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二、教育学的人本对象论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需要明确的目的，更需要明确的研究对象。关于教育的对象，通常存在着“现象说”“规律说”“问题说”等。“现象说”，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教育现象；“规律说”，认为教育学应该以教育规律为研究对象；“问题说”，认为教育学研究对象是各种教育问题。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未彰显教育的目的。顾先生的人本对象论，突破了这一局限。他明确提出了“以研究人的培养和发展为对象的教育学”。顾先生这一人本对象论，其实与教育学对象的“现象说”“规律说”“问题说”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相容的。教育学研究自然离不开对教育现象的研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现象的研究往往是教育学研究的起点；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自然也要揭示教育规律，以便更好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教育学目的；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教育问题自然是教育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顾先生的人本教育学对象说，不但能融通教育学对象的“现象说”“规律说”“问题说”，而且还彰显他的教育学思想的人文主义立场，更有利于凸显出教育学的独特对象，有利于统摄其他教育对象说。“以人为本”是贯穿顾先生教育思想的一条重要思想主线。它深刻地影响着顾先生的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教育学研究的研究现象，不是一般的自然现象，也不是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现象，而是人才培养与发展的现象；它要揭示的规律，不是一般的自然规律，也不是其它社会规律，而是人才培养与发展的规律；它要研究的问题，不是自然问题，也不是其它经济、政治等社会问题，而是以人才培养与发展为内核的系列相关问题。

三、教育学的哲社属性论

任何学科都属于某类属性的学科，教育学也不例外。顾先生把教育学明确归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他指出，“以研究人的培养和发展为对象的教育学，自然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这句话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不难看出顾先生对教育学的学科归属，主要是基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定的。

那么，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为什么以人的培养和发展为研究对象就属于哲学社会科学？

在顾先生看来，以人的培养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首先需要科学化、理论化。他认为，人的培养和发展虽然是社会实践活动，但它跟自然科学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只有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发现和掌握了这些规律，才更有利于指导人才培养与发展的社会实践。顾先生明确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规律的，人的培养和成长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教育学应该探索这些规律，不能停留在经验的描述上。因此，应该重视教育理论的探讨，使它真正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可见，顾先生是从规律的发现与掌握的角度来谈教育学应走向科学化、理论化。那什么样的教育学是一门严谨、成熟的科学呢？在顾先生看来，需要达到三个方面的标准：其一，科学的、严格的概念和基本范畴；其二，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三，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其次，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体现着浓厚的价值关涉性。顾先生指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本国的利益。纯粹价值无涉的学科是没有的。即使是自然科学，探讨自然的奥秘，最终也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更不能脱离自身所存在的社会。”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关涉性更明显。如果说，教育学离不开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离不开为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还只是从学科目的来论证教育学的价值关涉性，那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学在研究过程中也具有价值关涉性。顾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地探究自然界的真实，社会科学的研究总会掺杂着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很难做到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可见，教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既在目的上需要价值关怀，又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价值有涉。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价值关涉性以外，还有自身的学科思维方式。顾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需要处理三大基本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博与精的关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学也应该具有这种思维方式。

四、教育学开放的方法与视角论

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会涉及研究的方法问题。关于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时常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争论。关于教育学研究方法大致可划为两派，一派是保守的传统派，一派是开放的激进派。传统的保守派，认为任何一门学科，严格地讲，应该具有自身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物理学、经济学是其典范。因此，保守派往往对教育学持“弱学科”立场，也就是说，教育学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而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研究领域。保守派的“领域论”往往容易衍生出教育学的身份危机论。开放的激进派，认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在于其自身是否具有独特的方法，它甚至可以像著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一样“反对方法”，倡导怎么研究都行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但激进派的这种论调，往往因无边界而备受指责。顾先生的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既不是保守的传统派，也不是开放的激进派，而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强调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开放性，又追求形成适切的、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有特色，未必要独有。顾先生在讨论比较教育学科研究身份危机时指出：“是不是一门学科只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才能存在呢？恐怕也未必如此。实验法是自然科学研究普遍运用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不需要每门学科都只有一种独特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求比较教育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呢。”可见，顾先生强调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通适性。

不仅如此，顾先生的“第三条道路”还倡导选择适用的、有特色的教育学研究方法。他自身的比较教育研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典范。从一般意义而言，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无定法，关键在于研究者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选择适切的研究方法。顾先生在做教育学研究，尤其是做比较教育研究时，选择并倡导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他的文化主义范式包括两个基本面：文化功能主义和文化诠释主义范式。顾先生不仅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倡导文化研究，而且在其他教育研究领域也主张文化研究。为何顾先生如此钟情于教育学的文化研究方法呢？因为在他看来，文化研究是深入了解、认识教育极为重要的方法。因为相对影响教育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文化因素比较隐匿、深刻、持久，不易被发现认识，因此文化研究很有必要。关于文化研究对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曾经打了一个生动、形象、深刻的比喻。他说：“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会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他的本质特征。”可见，文化研究，是通达教育本质特征的必要且重要的方法。教育学研究至少要研究三重文化：传统文化、时代文化与民族国家文化。研究教育的传统文化，了解教育的文化之根；研究教育的时代文化，理解教育的时代之境；研究教育的民族国家文化，把握现代教育的民族国家之基。

教育学研究不仅涉及到研究方法，也关系到研究视角。顾先生在教育学的研究视角方面，特别重视开放、多元的学科视角。他认为，拓展和丰富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角，对教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有助于教育学发现新问题，拓展和丰富教育学的研究课题。例如，他在分析人才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时，强调人才学视角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学的出现对教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将促进教育学的发展⋯⋯人才学研究的发展，会给教育学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第二，有助于深化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提高教育学对教育现实问题的认识力和教育实践的指导力。顾先生分析现实教育问题时，不是就教育谈教育，而是具有社会学的广阔视域和深刻的研究视角。例如，他认为“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教育的病源也不在教育本体。教育的病是社会病的征候”。第三，有助于催生教育学内部新的子学科出现，从而丰富现代教育学的复数构成论内涵，促进教育学子学科群的不断发展。顾先生认为，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学界开始独立走自己的路，“教育学开始分化为许多分支学科，如从各级各类教育来分，建立了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特殊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从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来分，建立了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等；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结合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等”。从教育的级与类和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来划分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教育学子学科新的生长点，而只是对教育学内部的细化和深化，并没有凸显出外延的扩大。而其他学科研究视角的引入、嫁接、融通，才往往催生出真正新的教育学子学科和交叉学科。例如教育学与神经学，催生出教育神经学的兴起。因此，开放多元的学科视角，对教育学的子学科群发展尤为重要。

“顾明远先生曾经很谦虚地说：‘对于教育理论研究，我只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这诚然是顾先生的自谦之词，但另一面也反映了他虚怀若谷，不拘于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倡导多元、开放的教育学研究视角与方法。虽然顾先生强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多元与开放的重要性，却是多元一体，开放聚焦。其聚焦于、一体于教育学的教育原点立场。“教育的原点就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促进人类的发展。从个体来讲，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从人类来讲，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教育学，根本立场只有一个，不忘初心，不忘教育原点精神，更好地促进个体、社会、民族国家与人类世界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