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关注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杰出代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出发，不仅反复强调必须“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有力的措施。从而，为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认为，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拥有先进文化知识、眼界开阔、政治敏感，历来是社会成员中最富有生气、最具有探索精神和开拓创新能力的人群。因此，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始终把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作为实现党的纲领、完成党的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键在人才，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因此，必须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我们既“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更要根据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给他们创造和提供必要的条件。这就要求，“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切实做到在政治上信任知识分子，在工作上支持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毫无牵挂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一、合理使用和安排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益的专长，使他们能够英雄有用武之地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向国家建设转移。恢复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迫切地摆在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然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人才短缺的矛盾却十分突出。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仅有6万多人。到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这40多万科技人员按门类分，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多人，教学人员12.1万多人，农林业技术人员1.5万人，科学研究人员仅8000人。即使到1955年底，虽然各类科技人员有了较大增加，但科研人员也仍然只有1.8万人，高等院校毕业生只有21万多人。同期每万名国民中的在校高校学生，苏联是86人，波兰是50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多，而我国却只有5人。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大量人才而我国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周恩来十分重视人才的合理配置问题。他强调，“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首先“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对于某些部门对科学技术人才使用安排不当，以致闲置人才和用非所学的现象，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到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同时，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作科学研究工作，而且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作机关行政工作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仅在轻工业部所属的五个单位中，“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二、充分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周恩来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必须信任他们，支持他们。1955年11月，他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上尊重不行，要尊重还是要重视他们那个知识。”“要尊重他们，要用他们，要用得得当。”特别是“对于大知识分子，尊重他，重视他，尤其是向他们学习，这是有好处的。就是一技之长，我们把它搞出来，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对于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处的”。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分析和解决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不少的同志还不习惯于同党外知识分子遇事商量，并在事前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既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但是，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有少数党团员不尊重他们上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领导，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负责加以纠正。”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提出了对知识分子更进一步信任的问题，就是要破除关门主义，勇于吸收条件具备的知识分子入党，并为此提出了预期目标：“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认为，计划在一九六二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
三、努力创造条件，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周恩来强调：“真正的科学家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生活问题、居住问题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如有的科学家住得太远，就要给予便利。有些科研项目需要协作完成，所以集体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要因此而排除个人钻研。科学家专业外的事情应该少一些，这是科委要安排的，每个单位也要注意。”“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就工作条件来说，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特别是，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各种会议、事务和社会活动所占去的时间愈多，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严重现象。因此，“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同时，要迅速地认真地为知识分子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和配备助手问题，以提高其工作效率。
就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来说，尽管较之解放以前有了改善，但是仍有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在北京和其他人口增加特别快的城市，都有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的情形。他们的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为了使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切实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第一，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只要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第二，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工会组织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努力扩大为本单位的知识分子服务。工会的会费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用于本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福利事业。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群众，用顽强的精神为本单位的会员解决各种生活困难，这应该是各种知识分子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还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直接抓。”

同时，要迅速地完善与知识分子生活待遇密切相关的“升级制度”。“我们现在的升级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级多而等距小；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等级太低；没有确定的升级办法和升级标准；许多单位几年不评级，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升级。这种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大大地妨碍了知识分子在业务上的上进心，特别是妨碍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提拔。这个制度必须迅速地加以修改。”同样，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必须尽快颁布实行。在周恩来的督促下，1956年6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253元提高到345元，增资幅度为36.4%。
四、加强和改进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
周恩来认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当然也必须领导并且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事业。但是，必须改进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
第一，“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
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也不是书记个人领导，而是组织领导，是集体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22]个人没有权利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即使是党委书记，也不能包揽一切，搞“一言堂”。“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23]如果动辄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只有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才能真正为知识分子所折服，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知识分子共同为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
第三，各级领导必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尽快使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以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问题是在善于学习。”“我们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而在有些地方，我们有一些同志正是因为抱着这种狂妄的态度，使党的工作遭到了损失。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只要我们认真地钻进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