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 7 省 13 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检验了利益风险感、刻板印象与城 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利益风险感和刻板印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城市居民的利益风险感越高或者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越 负面,其对农民工入户政策就越可能持反对的态度。 同时,两者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利益风险感的 影响在经济较发达的珠 / 长三角地区更为明显,并且感知的利益威胁大于现实的利益威胁;而刻板印 象的影响没有地区差异,并且其作用程度大于利益风险感。 这表明改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负面刻 板印象,树立农民工积极正面的形象将会极大地提高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

公众对待移民和移民政策的态度一直是西方移民研究的两大经典议题,藉此形成的学术成 果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民工研究。 与欧美等国的外来移民相似,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也经常遭 受当地城市居民的排斥,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已经不再是 两个群体的社会交往问题,农民工作为城市的“ 新市民” ,它的实质是城市“ 老市民” 与城市“ 新 市民”的社会融合问题,所以有关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和农民工政策态度的研究也是事关社会 融合、事关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在国内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对这两个议题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 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紧 迫性,相关研究大多都把关注焦点聚集在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层面,并从接纳意愿[ 1-2] 、 群际接触[ 3-5] 与社会距离[ 6-8] 等维度对两者的融合程度进行了细致的测量。 但城市居民对农民 工政策的态度这一议题却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城市居 民与农民工的群体冲突没有欧美等国家的族群冲突那么激烈,即使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存在一定 程度的群体冲突往往也只是个体性的、局部性的,没有达到寻求国家政策解决的程度;其二,以 往有关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大多是针对农民工的限制性政策,即使国家和地方政府近期出台的旨 在服务农民工的社会政策也很少威胁到城市居民的现实利益。

但这并不是说关注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政策的态度在中国就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而这就有可能彻底激发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体矛盾和利益冲突。 那 么,当前城市居民对与有关农民工的社会政策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它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是否存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化解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在新 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群体冲突和矛盾,促进两者的社会融合,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 内农民工研究领域的拓展。 本文主要以农民工入户政策为例,来探讨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政策 的态度及其决定性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有关移民政策公共态度的理论解释在西方研究文献中存在两大互相竞争的视角:一是资源 竞争的视角,它关注利益风险感,包括现实的利益威胁和感知的利益威胁,现实的利益威胁是指 真实存在的利益威胁,比如工作竞争[ 9] ,而感知的利益威胁是指感受到的利益威胁,比如外群体 的相对规模[ 10] ;二是符号冲突的视角,它关注文化符号,从族群刻板印象的角度着手研究,族群 刻板印象是指当地居民感知到的外来移民的族群形象,比如富有还是贫困、勤奋还是懒惰、聪明 还是无知以及暴力倾向性、福利依赖性、爱国情怀等等[ 11-13] 。 一般地,当地居民的利益风险感 越强,越可能持限制移民政策的态度;族群刻板印象越负面,也越可能持限制移民政策的态度。

(一)移民政策公共态度的决定因素:利益风险

从资源竞争角度开展的研究强调工作竞争、当地经济环境和外群体相对规模的重要性。 社 会学家布鲁默在群体威胁理论中指出,当内群体占据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受到外群体威胁时,内 群体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排斥外群体,其中群体偏见和反移民是最为突出的两个表 现[ 14] 。 Bobo 和 Quillian 进一步将布鲁默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细化,Bobo 强调外群体给内群体带 来的现实利益威胁[ 15] ,并将其操作化为因外群体导致的工作竞争[ 9] ;Quillian 则强调外群体给 内群体带来 的 非 现 实 利 益 威 胁, 并 将 其 操 作 化 为 内 群 体 面 临 的 经 济 环 境 和 外 群 体 的 相 对 规模[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