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启蒙反思”的深入讨论使我们对继续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将启蒙与“三农”问题这个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启农民启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诉求。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首先必须围绕农民主体性建设这个核心任务展开，不能落在“你蒙我启”的思维窠臼里，同时又不能独断地将农民启蒙界定为农民不需经别人引导而实现的自我启蒙，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农民启蒙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坚持“吃透两头”的路径，一头是启蒙者，一头是农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开启当前中国农民启蒙。关键词：启蒙；启蒙反思；农民启蒙；现代性；“吃透两头”

一、“农民启蒙”的概念界定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外旨在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各种思潮渐次兴起，以批判工具理性的方式，对表现为启蒙话语霸权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批评和质疑，形成了“启蒙反思”的思想热潮。这股潮流裹挟着批判、质疑、否定的激情，很快波及到国内启蒙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启蒙反思”进行了深入的、持续至今的探讨。首先，对启蒙心态进行了批判：质疑其过分关注物质主义导致严峻的生态环保问题，过分强调个人主义造成了对现代社群的伤害；同时，从过去的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都与这种以“追求富强”为目标，带有侵略性的浮士德精神有关。[1]正是在这种“启蒙心态”的支配下，引发了今天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其次，围绕现代性危机，开始思考西方已经成就的现代性正面和负面的资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之下展现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成就一种更加合理的现代性价值内涵，“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构新的文明秩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Ez]再次，厘清了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基本达成了共识：不论是西方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全盘否定，还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都是应该反思与清理的，当前重启启蒙应该“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抉出其中具有启蒙含量的精神价值因素，并对这些价值因素进行创造性的转化”[3]。最后，针对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问题，提出“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品”，今天应该选择正确的启蒙之道，“重建启蒙精神”，追求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在反思启蒙中继续启蒙，但启蒙的理论和启蒙的实践有着巨大的反差，启蒙应该和中国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时贤在启蒙反思中已经收获颇丰，使我们对今天继续进行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继续进行启蒙，必须将启蒙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已经成为学界对当前中国启蒙的基本认知。应该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实际问题。因此，将启蒙与农民问题相结合，“农民启蒙”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但是，目前学界尤其是启蒙理论界还鲜有“农民启蒙”这一提法，究其原因，启蒙来到中国一开始就自然地包含着对无法运用自己理性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启蒙，所以提出“农民启蒙”概念好像多此一举，此为其一；其二，启蒙从更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当然地落在作为启蒙主体的社会精英、知识精英身上，更多地强调社会精英、知识精英在对社会深刻分析、全面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能够引导普通民众走出“不成熟状态”的思想，跟启蒙的客体(对象)好像瓜葛不大。其三，从历史上来看，农民常常扮演的是被迫害、被拯救、被号召、被教育、被建设、被代言、被救济的角色，很少有将农民与启蒙相联系，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但是，从现实来看，“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如果农民不能摆脱“被”的角色，缺乏独立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主性，则不能发挥其伟大的创造性，从而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因此，我们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目的在于突破“启蒙”的狭义界定，将农民在各种思想观念、政策措施的引导下，不断突破既有“成见”的束缚，从蒙昧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中走出来，敢于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批判，认知自身的存在状态、确认自身的价值认同方式，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对现代性形成正确认识并努力投身其中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的过程，通称之为广义的“农民启蒙”。广义的“农民启蒙”，一方面既当然地包括农民在现代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逐步走出蒙昧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实然地包括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制订以及贯彻落实，比如“三下乡”这种各种惠农措施其实正是潜移默化的农民启蒙。这符合马克思把人的自由问题(启蒙)看作是实践领域的问题，将理性、认识、实践相统一，通过实践实现启蒙，达到人的自由的观点。

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入到“农民启蒙”的概念中，随之又会面临新的责问，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学界通常认为启蒙是自由主义高扬的旗帜(自由主义以启蒙为天职的)，马克思主义则对启蒙则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问题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钟明华等认为，“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但继承了启蒙而且超越了启蒙，从而实现意识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4]邹诗鹏指出，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当然这种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5]。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的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都凝聚着对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与追求。在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乃至当前要继续的启蒙，马克思主义都应该并且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主导角色。尽管在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中，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并不能简单断定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不相容甚至是反启蒙的，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其它流派(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于启蒙的研究、克服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推动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稳步前进。